龚兆灵宗贤讲述生活故事《在那个大有作为的年代》

ghr921 · 发表于 2024-1-20 22:54:02

   共龚网总编室编者按：记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明天。
   四川龚氏宗亲联合会副会长龚兆灵宗贤以自己下放农村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现身说法，谈人生风雨、酸甜苦辣、峥嵘岁月。启发我们正确看待历史，面向未来。作为龚氏族人，更好成长，报效国家，脚踏实地书写自己的不悔人生。
本文刊发，兆灵宗贤再次寄语：愿大家读后有所感悟，读懂毛主席的策略和良苦用心，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谨此，向兆灵宗贤致敬！祝兆灵宗贤健康长寿、开心愉快、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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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大有作为的年代
                         龚兆灵
                         一、引子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五岁的时便学会了，用空心美术字手法，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从小心中就有了个愿望，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大串联时错失了机会，七六年又传来伟人逝世的噩讯，与全国人民一道陷入无限悲痛之中，无法再实现心中的愿望了。
    在我退休前一年的暑假，才有幸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在妹妹、妹夫的陪同下，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主席遗容，圆了我儿时之梦。
    肃立在主席水晶棺前，想起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战略号召，我的心仿佛又回到一九六九年的春天……
            二、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这个人一生吃得杂，为了生计，做过木工、夹泥匠、铁道养路工、装卸工，干过缝纫，照过相。说实在话，受到这几多磋磨，还能掌握这么些技能，都是我下放农村接受“教育”的收获，让我学会了生存的本领，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虽是独子，遭遇可不一般。在我渴求知识的年龄，正遇上了毛主席为了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干扰了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破坏了政策，扰乱了运动的进程。我那想学有所成后，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梦想泡汤了。
    就是因为他们揪着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青年远征军，赴印缅作过战，因此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放农村劳动，我也遭到株连，成了小牛鬼蛇神。我连小学都未学完，就被派性斗争稀里糊涂的弄到农村，硬塞到永年区张湾公社顺河四队落了户。无知的“少年”，变成了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开始了我人生的旅途，那年我才十五岁不到哟。
    运动结束了，给我父亲平了反，可他们对违法陷害我的事只字未提。因错过了寻求知识的年龄，致使我参加工作后都低人一等，空有几十年的工龄和教龄，熬到了退休，不管怎样干，只能评小学二级，只能自认倒霉，含恨终生了。
                 三、集体利益
    由于我长期生活在乡村，不像城市青年对农村的农活那么陌生，虽没出个洋相，但有许多东西还得慢慢地学，才能很快的适应。
    上工的第一天，队长巫吉明安排我给他一起车水。他扛车槽子，我老车架子。来到田边，安装水车的任务就全靠他了。调试完毕动工了，他问我：“兆灵，干得来不哟？”我说：“试试告下嘛！”没蹬几转就顺趟了，他高兴的说：“哟！兆灵，看不出来，你还可以，起初我不放心，还以为你会出洋相。”“你想出个难题来考考我，给我个下马威，以杀杀我的傲气，是不是？”说完，我俩都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掌握了车水这门技能，没在车架子上打秋千（踩空，蹬不倒踩蹬而吊起），基本上能跟得上趟。以后，我还多次参加全队十多把水车，“搬千”抢水。
    我们中途歇了几次，快到下班的时候，遇到挨田的七队开缺口抢水。这时候就不讲啥子风格了，队长为了集体利益，连长裤子都来不及脱，毅然跳进寒冷的水中，抱泥巴扎干干堵水。因争水没能按时收工，我心中也十分乐意。同时，对这位刚认识半天的队长——一位朴实的农民肃然起敬。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为了集体的利益而奋不顾身的精神。
    在我教书后，还经常给我的学生讲述这件事。听说前几年老队长去世了，我没能赶去为他送葬而感到十分遗憾。
                四、田边风波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分是人们的生命线。靠它分配粮食，换来一个劳动日，仅有三四毛钱的廉价报酬。所以，大家把工分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想方设法的挣工分，绝不会去干让自己吃亏的事。
    插秧时节来临，生产队把全队的男劳力分成四个作业小组。我因初来乍到，被分在老罐嘴刘友培那个组，他嫌我初学手脚慢，怕影响他们组的得分而拒绝收纳我，当时，我差点急出了眼泪。这时，铁建湾组的巫寿达（回乡青年，我的一位好友，陪伴我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他结婚后还一如既往的照顾我，直到我回城离队）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就算了，我们要。走！兆灵。”边说边捡起我扯的几十个样子难看的秧头，装在了他的秧架子上。
    队上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兆灵才开始学习，不参加这个组摊分，他们这个组插的面积摊得多少，队里就给兆灵记多少。一天下来，我便跟他们插得差不多了，说实在话，确实没得他们栽得好，常有浮头秧光顾我，后面的会给我补上。本来嘛，无论干什么都得有一个过程，是不是？
    第二天，刘友培耍小心眼，见到这个组多个劳力干活又不摊分，便叫我跟他们一个组。这时，说啥我也不干了。后来一直固定在这个组，队里还在塘边给我修建了两间茅草房，有了休息安身的地方。
                 五、扬我之长
    说来奇怪，顺河四队当时有一百多人口，除刘光亮会盖草房外，其余的人只会打石头。修理农具，就得到外面去请匠人。
    那年正直大力推广栽桑养蚕。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准备不足，小蚕育出来了，一天天长大，需要分装放到蚕架上喂养。恰在这时到处都请不到木匠，这下可把队长急坏了。我自告奋勇的说：“让我来试试看，要得不？”队长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得无可奈何的点点头。
    我去借来小刀（斧头）等几样必需的工具，跃跃欲试。队长特意安排刘申奇、李尔志两人帮我。队里栽有桉树，砍来就可以用。树砍回来以后，剥皮他们可以，下料、打墨、撕料在我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进行。当然，刨料、划墨、打眼、撕榫就全靠我了。才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我们就把合格的蚕架做出来了，一个架子可放七八个簸簸儿。从此，我便担负队里的一些小农具的制作和维修，如谷架、驾担、牛打脚、伴桶、风簸之类的。你别说，自那次成功之后，就凭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被热情的村民请到家里进行修修补补。要是我不离队，队长还准备让我去拜师学艺，学成后好为集体服务。
    我回城后，硬是凭着那点木工基础，被招进县文教局建筑工程队，当了个正式的木匠，直做到顶替父亲教书为止。
                  六、劳作之余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发展，收音机、电影、戏剧对人们没有了多大的吸引力了。
    记得那年建起了公社广播站，人们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晚上听广播，一直到播音员说“再见”时，大家还余兴未了，悻悻离去。
    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是多么的枯燥无味，也显露出人们对文化活动的渴求和需要。露天电影，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跑遍了方圆二三十里的放映场地，只要一打听到放映消息，是场场必到。联络、九洪、板桥、永年、邓关盐厂我们常来常往，周边联队的场地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新闻简报，硬是百看不厌。
              七、八人“宣传队”
    眼见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我们几个知青便商量组织一只宣传队。当时，顺河大队的知青只有六个（刘克洪、李东云、郭述荣、舒远芬、王永德和我），便求支书唐朝伯请来两位回乡青年（罗光荣、王义国），每人每天在所在的生产队记十个工分，这支宣传队便成立了。没有服装、道具，没有伴奏的乐器和化妆，唯一的就是李东云有一根笛子和刘克洪的一把二胡。
    我们还是经过简单的排练，大概准备了二三十个节目，不外乎就是把颂扬毛主席的歌曲编成所谓的舞蹈，再从革命样板戏选段中选点片段模仿表演罢了。尽管南腔北调，五音不全，在那个年代还真是起到了宣传鼓舞的作用。支书唐朝伯看了风趣地说：“你们整来还要得，要得！街上的热补锅都有人看喏吗，你们演的比它强得多！”就算是对我们的鼓励吧。要是落在今天，哪个会来看你的哟，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可笑。
    我们利用夜晚，在全大队十个生产队进行巡回演出。那时没有电灯，唯一的灯光就是两盏马灯。还好得光线暗，整错了都不怕脸红。我们每到一处，还颇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打场的人们早早的把保管室的坝坝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来看的人比现在一场露天电影的人还多。演出结束后，生产队给我们的款待，就是一大锅麦巴鸡婆头稀饭，大家还吃得津津有味，嘻哈打笑的。
    直到参加公社文艺汇演，才批得八斤盐肉。先商量做成两顿吃，结果大家忍不住，五抢六拖的一顿就报销了，吃得异常开心。
            八、有情人也难成眷属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下面完全曲解了阶级之间的斗争，浪费、祸害一批建设人才，扰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我父母对时局早已心灰意冷，想让我就在农村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托人介绍我母亲表哥的女儿跟我耍朋友，当时人们的眼光太短浅了，在我父亲被弄到区上万人大会批斗后，我那个岳母便悔婚，尽带着女儿去相亲，另攀高枝。残酷的现实给我的打击很大，心情十分郁闷，感到生活已经走到尽头了。
    这时，一位善良的姑娘冲破阻力，主动走进了我的生活。她每天到我那个组与我一起劳动，在生产生活上帮助我。我们没事时常在一起交谈，极是投缘。她的热情与关爱温暖了我这颗冰凉的心，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谁知老天爷对我太吝啬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太狭隘，连我们这种正常的相爱交往，却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遭到了不少人的流言蜚语，恶意诽谤。这时，有个“好心”的人出来劝阻、责难，到我家里找我妈说：“人家是干部子女，你们的出身又不好，门不当户不对，今后还不知如何（指我父亲的问题），难联此姻缘。况且，人家的女儿是找了婆家的，如果退婚的话，恐怕你们也赔不起那缸酱！”从中带有威胁的口气。我妈把“好心人”那些话转告了我，并劝我想开些，你爱她就不要给她带来麻烦，今后你的日子还长，不如就放弃吧。
    她不怕闲言闲语，跑来找我商量咋个办？并说她退婚的事让我不管，由她自己解决，再不然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到外地谋生。我把“好心”人的话及我母亲的意思告诉了她，她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两眼充满泪花，很不甘心的分手离去。因当时的社会因素，加上我的懦弱，我们这对有情人终被拆散了。
    第二年她匆忙结婚，好似是为了报复我吧，在她出嫁时还特意请我母亲去吃出嫁酒。我当天只能独自在家黯然神伤，只能在心里默默为她祝福，愿她永远幸福。
               九、大米与熟食
    当知青也有唯一的“特照”，除能经常参一起加公社的三干会外，我们还有每月的月会，回到公社聆听干部们的说教。不外乎就是叫我们拜贫下中农为师，积极参加劳动，安心扎根农村，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农村的面貌等等，就是不提咋个壮大集体经济，如何发展生产力，增加集体收入。
    那时开会都用广播通知，大家心知肚明，如通知开会的人自带大米半斤，就会打一顿牙祭，最多半斤肉。若广播通知你自带熟食一顿，你就千万不要指望了。会议照开不误，回队可记十个工分，不像现在出钱都召集不了人来开会。
                      十、尾     声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过去的将一去不复返了。改革开放后，分田单干，日子虽然好过了，人们的思想好像缺少了什么，丢掉了什么，农村的生产好像没有那时的热潮，缺少了精神支柱，劳动积极性降低，荒芜了大量的土地，这到底怎么了？
    现在回想起那段特殊的日子，还颇有意思，感到农村确实是个广阔的天地，国家富强的基础，农村广袤的赖以生存之地，支撑了全国人民的生计，有无“作为”就看自己了。现在的三农，确实令人担忧。

作者简介：
   龚兆灵，男，1953年7月生，四川省富顺县永年镇沙罗九年制学校退休教师。
1969年1月下乡，1974年在昆明铁路局中谊村工区干养路工，次年在凉亭转运站干装卸工，做过缝纫，照过像。
1975年参加富顺文教局大集体做木工，1976年顶替父职在沙罗小学教书至退休。
2009年从事家族事务，2010年担任凤仪系族会会长，2011年担任中国龚姓联盟自贡分会会长，2019年任四川龚氏宗亲联合会副会长。

龚兆灵宗贤讲述生活故事《在那个大有作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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