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生扬故事

龚维强 · 发表于 2024-8-1 22:00:36

   前面的龚家坪“耕读学风为益阳农耕主流文化”中介绍了，龚氏家族为了纯洁耕读文化，主张科举成名的正道，再加上益阳城内参加太平军的家属甚多，是不张扬龚氏家族几十名因参加湘军所获取的花翎将军名号的，不但族谱上不予记载，就连同治县志上也不予写传作记。因没有历史记载，可以说龚氏家族的这些将军高官是讲不出故事的，但这里通过在沉封的外地书和有关太平天国人物传记以及各图书馆的钩沉，却能够拼讲出一个“龚生扬的故事”。
   故事需介绍一下当时国内环境为前提。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历来的农民运动有所不同，它不简单地是官逼民反们官民对抗起义，而更大的是民族矛盾的对抗，这两种矛盾归纳后是有着很大仇恨的，即所谓的家仇国恨。而这种仇恨发泄的表现，除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制定的《奉天讨胡檄》中就明确规定：“誓屠八旗，以安九有”外，还体现在服饰的不共戴天，即太平军蓄发穿明服，这也就直接把剃发着清服的人视为了“清妖”，列入该杀之例，甚至把守城们老百姓都包括在内了。自然，清朝官方对太平军的称谓也妖魔为“长毛”，这样，但两军对垒打仗时，敌我阵线分明，但太平军却占了优势，何以故？太平军要混入清军队伍，或潜入侦查，诈降，投降等，只须一个时辰剃头易服便难分辩了，但清兵要想混入太平军，剃掉的头发没有两三个月长不起来，混入侦察细作，一进城就辩别出来了，故此，这是不对等的发型，也是清军吃亏的软肋。这一点，也只怪清初满人入关时太霸道，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这是相当侵害人权和伤一个民族自尊的，满人祖先积的恶，子孙在这头发上吃点亏，也是天道公平的。自然，太平军的屠戮政策，激起了满人的畏惧和反抗，屠杀无法挽回，只得拼死到底。因此在咸丰三年三月，太平军攻打江宁城（南京）时，城内的清廷官员和八旗民众无论老幼皆拿起武器反抗。据《粤匪纪事》卷4记载：“老稚登城，妇女饷军，靡不荷戈以待”。当然，清军的报复也很强硬残酷，那就是杀俘和不接受投降，两阶级阵营对抗仍矛盾已在国内空前激化。
   龚生扬是咸丰五年参加湘军的，当时还只有17岁，是与龚家坪近二十名待考举人、进士的学子同时加入的，这也是有悖龚家坪耕读文化宗旨的行为，因耕读的目标是科举而不是“吃粮”。但因当时太平军的动荡，南方诸省已停止科考，且还不知道何时可恢复科举之路，在没出路的情境下，胡林翼书香世家的大名，早已是龚家坪私塾学堂的楷模，龚家坪这班学子看到胡林翼湘军的招募告示后，便瞒着和顶着家长们的反对，一同参加了湘军。
   湘军的几大统帅人物，益阳人常说的曾、左、彭、胡，曾国藩所招的湘乡兵、左宗棠招募的湘阴兵，都没遇到胡林翼所招募的益阳兵怕遇到的问题，那就是益阳在咸丰二年被洪秀全、杨秀清在益阳踊跃参军的几千益阳人，也就是说，龚生扬加入湘军的这批人，会出现益阳人杀益阳人的窘况。
   胡林翼的部队，开始就有意避开与益阳人交战，好在益阳人踊跃加入太平军的较早，是直接随洪秀全去的南京，多数都得到了重用，再者，益阳人是以驾船技艺与船只加入太平军的，有一技之长，长江下游多为水域，故益阳早期这批加入太平军的多在下游的“天京”城附近区域，且多是水军。胡林翼在湖南、江西乃至后来的整个湖北作战，都没有出现益阳人打益阳人的尴尬局面。但胡林翼去世后，龚生扬先是跟曾国藩，后转交到李鸿章的部下，成了湘军驻淮军的一员督军，在清理“天京”周边城市时，龚生扬可说是一路立功提拔，尤其是收复南通州，据《清史演义》记载，“程学启派猛将王永胜,陈忠德,周良才,龚生扬,朱宝元等人分头拦截,将太平军逼回城中”。龚生扬因围西门有功，连升二级，提升到从二品将军。
   后期的太平军，因自身的腐败，再加上内部分裂，已衰败明显，洪秀全为了保住太平军，突击提拔了一批年轻将领，如陈玉成、李秀成等，但洪秀全又怀疑这班年轻的将领“王”又会向他们那帮人一样，独立造反，于是，又在其身边安插亲信，提王提将，同治二年（1863）初，坐守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因身边又被洪秀全提拔安插了五王四将，他感到这种怀疑的情绪会分散人心，于是，仅率领部分军队离开了苏州，另在天京附近建军事基地，留下了“左膀右臂”才提拔的慕王谭绍光坐镇苏州。
   新提拔的年轻将领慕王谭绍光，虽然锐气盛炽，拼死抵抗淮军的进攻，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李鸿章还是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但再坚固的城池，也禁不住长久围困，苏州城内数万的人吃喝，免不了要出城偷运和抢运食物。
   同治二年（1863）九月的一个黄昏，苏州城南门突然大开，一群军人杀出，目标是抢运进城的几船大白菜，龚生扬赶到后，虽劫拦了后面的几条船，但听太平军内的大呼小叫，是久违了的益阳话，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亲切，再看到所劫运的不过是几船品质低劣的白菜，似有些心不忍，于是，也对自己的士兵用益阳话发令；“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放过去算了”。

（龚生扬放太平军定王周文嘉与虎威将军陈士林运白菜进苏州城）
这次短暂的两军碰面，几乎没有伤亡，但龚生扬的益阳话却被太平军的一个“王”听到了，他们拉起吊桥时，对着龚生扬问了句；“益阳人”？龚生扬也大声用益阳话答；“龚家坪的”。
第二天中午，南门城墙上射出来一封信，上书“益阳将军启”，士兵马上将信交给龚生扬，内面的文字竟然是约定今晚亥时在郊外某屋洽谈“献城事宜”。龚生扬不敢自主，马上联系了上司总指挥程学启，两人按地点如约赴会。谁知太平军带来的却是8人，且是年初新提拔的四王四将，其中的定王周文嘉与虎威将军陈士林是益阳人，这帮人早就对守城主帅慕王谭绍光不满，打算开门献城，并列出了献城的条件。

（淮军程学启与苏州太平军守将周文嘉、陈士林密谋献城的剧照）
   这些条件在程学启、龚生扬看来，不是高，而是偏低。并还附加了一条朝廷的封赏，但定王周文嘉与虎威将军陈士林等却提出了另一条合理合情的要求，即要淮军主帅李鸿章亲自签字承诺，这是很合情理的要求，因两军相互杀降是有先例的。对此，程学启现身说法，他就是太平军投降过来的，现在还做了二品将军，总指挥。于是满口答应。
   李鸿章听闻后也是大喜，八个多月打不下来的苏州城，现在唾手就可得了，不仅全盘答应了献城者的条件，签字画押，还让“洋枪队”的首领戈登作为中间见证人，表示一定会让他们“加官进爵，封妻荫子”。
   由于李鸿章的高度重视，派副将郑国魁代表自己与“四王四将”签约，程学启、龚生扬为会议主持，英军洋枪队司令戈登为见证人，为表示签约的隆重和朝廷重视，戈登还带了摄影记者照相“立此存照”，由于是秘会，且还在战时，双方数人签字画押后，郑国魁正式宣读李鸿章的许诺“宣谕”，将李鸿章的签字画押留下，会议匆忙结束。

（淮军首领李鸿章与英军洋枪队首领戈登在签约前的合影）
   得到朝廷承诺的八人回苏州城后，主帅慕王谭绍光似有所觉，但这八人掌控城内三分之二的军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便召集一次守将谈心会议，会议召开之后，谭绍光先是言明了如今的情况多么严峻等等，之后话锋一转，劝说八人不应该当“卖国贼”，辜负“天王”的恩惠。但还没等他说完，就有人急不可耐的抽刀上前刺了上去，一刀刺中了要害，让谭绍光瞬间失去了反击之力。这位久经沙场的青年慕王没有死在对手的手里，没有死在沙场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
   杀死谭绍光之后，为了震慑谭绍光王府里的护卫，他们还残忍地割下了谭绍光的头颅，高悬城头，大开四门欢迎淮军进城受降。
   以上的经过可说是一次真实的历史过程，因没有二说。但八王献城投降后，李鸿章却毁约将他们全部杀害，并还屠杀了所有太平军，这是结果。但原因在太平天国名人各自的传记中却有数种说法，如八王讨要高官说，不肯分散改编说，甚至还有不肯剃头易服说，淮军无粮养俘说，执行曾剃头（曾国藩）命令说，李鸿章怕养寇为患说等，这些辨不清的说法这里不论，但结果就是这献城投降的太平军全部杀害。也从侧面说明，这是一段不光彩、背信弃义的清军丑事。这里，我们还只能暂以《清史演义》的记载说事；
   “苏州既合围，郜云官与谭绍光不协，国魁遣人说之降，从程学启会云官，许云官等二品武职，折箭誓不杀降，云官如约献城。国魁先往宣谕，次日，大军始入。既而云官等骈诛，国魁涕泣不食，自谓负约，辞不居功，仍以总兵记名，赐号勃勇巴图鲁”。
   上述记载，也不能说客观，但至少说了代表李鸿章宣谕的郑国魁，对这种负约杀害是反对的，涕泣不食，并因此而辞职。但这篇文章是讲益阳龚生扬的故事，在这段和这些记载中，却连龚生扬的名字都没看到，因此，还得说明讲下去；
   益阳人见到龚生扬当将军的事，是同治八年才知道的，而在京城朝堂上，具体讲在慈禧那里是同治五年知道的，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破，曾国藩担心拥兵自重或“兔死狗烹”的威权规律使然，于是，向朝庭表明心意，解散了湘军，才53岁的他，还向朝廷提出了告老还乡的请求。解除兵权，去掉了朝廷的一块心病，但辞职却没批准，仍然委以高官留用。
   按理说，曾的学生李鸿章也应效仿解散淮军，去掉了朝廷的心病。但李鸿章才41岁，且与曾国藩信奉的理学不同，便以太平军、捻军余孽还分散民间为由，没同意解散，可李鸿章不得不向朝庭表示忠诚，为了让朝道放心，他要军机处派人将他的军机案头档案拿到朝道审查，以表忠心不二。
   李鸿章的案头档案中就有同治三年收复苏州后龚生扬的一封信，是淡对杀献城八王的个人看法，他没学郑国魁涕泣不食，辞不居功。也没学戈登的公开指责，并撕毁“立此存照”照片，他的身份是湘军配合李鸿章剿匪，他是胡林翼的学生，虽比李鸿章小了15岁，但还是湘军师兄弟，对这位亦兄亦长的上司，龚生扬采取了这种私信方式，信的大意是；此事因扬牵引并议谈，双方均以乡情为信，今毁誓爽约，虽以国家为重，扬不敢论谈是非，但扬却愧对益阳乡土，何面目回家乡见父老乡亲？即使在湘军中闻说此事，亦情何以堪？故请求不居寸功，但求无过，不提及龚生扬的名字。
   据龚氏后人传说，李鸿章阅后，批阅；有礼有节，合情合礼，功不可没，不表其名。这批李鸿章表忠诚的案头档案，估计军机处一年多以后才审查完，对李鸿章这种顶着众人反对，不计个人得失，为朝廷除掉隐患的忠诚，朝廷的立场，李鸿章是赤胆忠心，对他个人也就放下心来。自然，也看到了龚生扬写给李鸿章的私信和批注，人性的立场，读出了仁义礼智信。于是朝廷作出了下列处理，一是“赏给邑典封”，即提高益阳县的品位，甲等县，六品职位，使龚生扬“不愧对家乡”。二是同治皇帝频发了五道聖旨，龚生扬的祖父母，父母，妻子都得到了御封，圣旨如下：

上述圣旨的截图，为《龚氏九修族谱》的附册，应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重印的，依据应是《龚氏七修族谱》的记载，这种圣旨的官衙档案印刷版有上百张，龚生扬就上20张，还有几个一品的圣旨，象龚生环、龚福轩的。当年修族谱时，龚氏族人似乎并不以此为荣，反而认为是一种耻辱。故此，虽有附册，但却未在族谱正册中提及记载。
同治八年（1869），益阳县政府与龚氏家族同事受到龚生扬带来的皇恩恩惠和荣誉，但五年后所写的县志和龚氏七修族谱，却看不到这种荣宠记载，事关龚生扬都只是避重就轻的记载，只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民国县志上才看到龚生扬为实职二品、花翎不易得的记载，连龚生扬诰封的“武显将军”竟然没有记载。

（截图；同治《益阳县志》·卷二十一·封荫）
这些封赏是同治八年（1869）下达到益阳县的，益阳县也因龚生扬的缘故获得了极大的荣誉，按理说这是益阳名载史册的千秋功德，龚生扬也是有颜面回家乡见益阳父老的。可是，同治十三年（1874）付梓的《益阳县志》，对龚生扬的记载不但删掉了“赏给邑典封”和“皇恩浩荡”诰封圣旨的所有文字，而礼制要求删不掉的封荫一栏中，竞然是这样记载的；“龚生扬，花翎记名提督，进剿西捻肃清特赏授振威将军，妻子丁氏，封一品夫人”。而这一年也是龚生扬去世，死因无考，龚生扬終未回家乡见父老乡亲，县志也无记载。
龚生扬死于安微，一生没到过西部，去甘肃的是其堂兄龚生环，但县志之所以如此改写，应该是杀献城八王的事情，当时有参加太平军的益阳人逃了回来，将此事在益阳已经传开，龚家坪家族是尊奉孔孟理学的，对这背信弃义的事都认为是缺德，于是，一方面建议修改县志的记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另一方面则把龚生扬从东部写到西部去，远离益阳在东部的太平军，尽量不与益阳的太平军家属结恶成仇，求和睦乡里之目的。

龚家坪族人能说服写益阳县志的班子，既说明了龚氏耕读文化在县的文史权威地位，也说明了同治时期的县政府通情达理，体察隐情，但历史的真相今天应该可以打钓沉出水面了。
作者：老汉，地域民俗专家